导演陈安琪纪录片《One Tree Three Lives》观后感
“我是一棵树，根在大陆，干在台湾，枝叶在爱荷华。” 这是聂华苓对自己一生的写照。
纪录片一开始，黑白资料片中是武汉长江口上漂泊的渡船，然后，长长的空镜扫过爱荷华的蜿蜒流淌的溪流。她说：“爱荷华有很多小河，我开窗望出去，好像就看见了长江”。有一棵树，枝繁叶茂，在午后的阳光下随风而动，轻轻地护佑着安静的墓地。这里睡着她的丈夫保罗 • 安格尔。她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，坚持用最老旧的咖啡壶煮咖啡给大家喝，然后大声地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“外人”。在大陆，她既不属于左派，也不喜欢右派，你死我活的斗争看得她触目惊心。她是这场闹剧中的“外人”。到台湾，她一直是个外省人，在《自由中国》工作了11年后，亲眼看着《自由中国》的主要成员被捕。在认识了保罗 • 安格尔之后，她来到了爱荷华，在这陌生的国度，她彻底成了一个“外国人”。87岁的她面对镜头，铿锵有力地质问生命，“突然我就疑惑了，我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到底是哪儿的人啊？！”
她一生，都是这样。
…
聂华玲：那时候paul到台湾过来找我，临走那天正好看到天上有很多大颗大颗的星星。他说在爱荷华，看到这样的星星，人们都要许愿的。他问我有什么愿望，我说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能有什么愿望。我问他有什么愿望，他说“I want to see you again, again, again and again”后面是数不清的again.
蒋勋：我把丁玲带到爱荷华附近的一家酒吧，旁边都是些奇装异服貂皮大衣高跟鞋的西方女性。而丁玲穿着朴素，老态尽显。我很怕她没法适应这样的环境。而旁边的她推了一下我手臂说，“我那时候在上海也是这样的。”
过去十余年，华语独立电影圈流传这样一个说法：无论数量和质量，独立纪录片均要好于独立剧情片。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，当剧情片步入谷底，台湾电影在纪录片方面做出了特色，大有所成，一度成为了文化现象。由于社会样本大，内地纪录片偏向热门议题，剑走偏锋的尤其多，而港台纪录片则偏向人文生活类，成熟而稳重。
从题材内容到出现时间，《三生三世聂华苓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台湾出产的《他们在岛屿写作》系列。在片名里面，聂华苓的名字被有意突显。有人不免要怀疑，影片会不会是歌功颂德，树碑立传
她的纪录片蜷曲于文化版的角落里，正如她的一生，从不刻意追求自己的名望。
世人知晓聂华苓已够少，知道的也只定位于“当代中国文学之母”，但她们夫妻远远超越左右、现代与乡土、大陆与台湾……她是台湾文学的巨人，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。
《三生三世聂华苓》远远不止一部作家纪录片，它既呈现一个传奇女性八十多年人生的故事，同时侧写了八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命运，两岸华人在政治夹缝中的流离与抵抗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“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”。
聂华苓将自己的人生分为三生三世，一生一世在大陆，一生一世在台湾，一生一世于美国爱荷华。38岁她巧遇一生的爱人保罗•安格尔，这是聂华苓的第二场婚礼，却是人生惟一的挚爱。
对聂华苓来说，她的人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。民国初年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两岸对立……在这些大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下，是生离死别，颠沛流离。影片的前半部分主要集中于综述性的“三生三世”的漂泊命运，后半部分则是她的“最好的时光”及她与台湾文化界的关系
作家苏童说：“聂华苓拥有传奇般的人生经历，…
奔着正能量去的，原以为电影将展现一个女人多么诚实勇敢正能量、不屈不挠作斗争的一生，看看别人活的多惨，以抚慰自己焦躁的心。
事实上我的确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，尽管十分排斥许多过于夸张的宣传手法，可是思维方式终究是被其影响了，认为“真的勇士，就应该临死前在红旗下交党费”。
这是一部很平淡的纪录片，平淡如同片中丁玲的那句话“当年我也这样”。聂华苓长于汉口日租界、求学时辗转于保定南京、父死于内战、举家迁台、参与左派报纸被台湾当局维稳、再婚、旅居美国、与丈夫创立“国际协作计划”，让世界各国的作家在爱荷华进行思维的碰撞。如此跌宕一生，却浓缩于平淡之中，只记得老人年轻时一张张着旗袍的旧式女子照片，抑或交流中那一声声大笑，再或耄耋之年不再挺直却仍着鲜艳衣装的背景。
我之历经，太难真切体会到这种返璞归真，三生三世，却终究会随风而逝，却不妨碍我对其淡淡欣赏并隐隐崇敬。
于2015.11.7
【三生三世 聂华苓】和人的幸福感相关的
转载请注明网址: //m.keyitservice.com/dy/id-76465.html
